中国将在“十三五”期间启动一项“精准医疗重点科技研发计划”，并将选择性地在全国各个具备条件和优势的区域中的医院和社区内建设示范中心。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生物医学研究院院长李亦学在28日的浦江创新论坛智慧医疗产业论坛上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透露了这一信息。

　　国家层面强力支持
　　
　　“精准医疗计划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设区域示范中心，把示范中心的成果运用到临床实践，而且其中必然需要医院和病人的参与，这个计划与智慧医疗密切相关，将会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李亦学表示，该计划的论证阶段已经结束，“十三五”期间肯定会启动，国家层面对此项目会有“非常强大的支持力度”。
　　
　　早在今年3月，就有报道称科技部在我国首次关于精准医学的专家会议上决定，2030年之前在此项目上投入600亿元。
　　
　　时隔半年，精准医疗计划已经完成了论证。但是，在产业和社会层面，对于精准医疗的讨论仍在热烈进行，与精准医疗密切相关的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概念，在医疗方向的运用被不断深挖。
　　
　　“今天我们的社会有很多患者，但是我们的数据是支离破碎的，无法很好地从数据中提取出一些很好的病例数据，从而得到一些经验总结和研究。”三甲医疗机构自己的病人过多，无法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一些疑难杂症上，更无法和社区医院进行交流，这是医疗系统运行模式的问题。

　　隐私和参与
　　
　　精准医疗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医学界在2011年提出，今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宣布启动精准医疗计划，并斥2.15亿美元作为第一笔投资。该计划还将搜集数百万志愿者的健康数据进行研究，因此，注重隐私和鼓励全民参与，成为该计划一个硬币的两面。
　　
　　对中国的相关行业人士来说，这两面同样存在，并且机遇和挑战因人口规模而放大。
　　
　　精准医疗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基因测序，基因信息的数据化一旦掌握，便可能在未来将过去中国面临的负担转化为资源。
　　
　　中国有数量庞大的病源和样本，一旦拥有成本低廉的数据采集工具，从全基因组到疾病，每个人将从生到死不同时间的基因档案建立起来，那将会是规模庞大的数据。
　　
　　中国在精准医疗领域具有“本土需求”，这体现在，中国目前的出生缺陷率为5.6%，由此造成8000万残疾人，而发达国家的水平为2%多一点，此外，中国的肿瘤患者5年生存率为33%，而发达国家是70%。
　　
　　“如果能够通过这样的技术平台，帮助中国把出生缺陷率降低50%，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同时把肿瘤患者5年生存率从33%提高到50%，行不行？我们如果把所有的医院联合起来，不管是原来的电子病例还是现在的样本采集，中国这么多的病床、这么多病人，如果我们关注这两个最根本的民生需求，是不是就是中国最经典的创新需求？”
　　
　　医院数据通过两个方面产生价值，一是临床研究，通过回顾或预测寻找规律，二是通过临床数据帮助医生做出更好的诊断，“我个人认为，医院的系统化绝对不是移动治疗挂号和支付等等，而是所有数据的整合，它能发挥的价值远远大于医院的单一系统。”
　　
　　需要更多开放数据
　　
　　朱岩梅在谈及基因采样时提到了一组关于唐氏综合征——一种由染色体异常导致的先天缺陷——的检测数据，在全球62个国家做了74万例孕妇检测，检测准确率高达99.99%。一旦检测样本扩大，成本就可以得到大幅下降，届时将有更多人得到预诊。
　　
　　但是，即便准确率如此之高，相比医院产生的大量数据，上述的检测样本规模依然太小，精准医疗需要依托更大的开放和共享数据。
　　
　　上海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高解春表示，中国完全有条件在精准医疗方面走在全球前列，但是，顶层设计非常重要，民间也要有共识，共同参与医疗数据的完善。
　　
　　“每个人都要为社会做贡献，不能说我的数据不进数据库。只要活在社会上，每一个人都要进去，和医保一样。”高解春说。
　　
　　而刘帆更强调数据的隐私和使用伦理，他表示，精准医疗产业里，采用医院的数据时一定要是过滤了个人隐私的豁免数据，“个人的数据放在这个群体里不应该涉及个人的隐私，应该没有姓名、没有年龄，变成一个群体数据，这个数据是可以拿来做科研和研究用的。”
　　
　　精准医疗所面临的伦理问题不止一个，比如，不少人提出质疑，通过精准医疗预诊出胎儿基因的唐氏综合征，那么这样的生命就没有选择来到这个世界的权利吗？“妈妈来决定，其实伦理要随着科学的进步而进步。”朱岩梅说。